内蒙古分局党委书记王锦山深入东部台站指导党建工作

赏存心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结合西方国家的普遍做法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将来问题列表制度引入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时可以考虑将问题列表的适用范围限定为：（1）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第一审刑事案件。这就使陪审团成员在一定程度上与法律割裂了，即：陪审团成员不需要对法律有一定的了解。

[41] [美]米尔建?R?达马斯卡：《漂移的证据法》，李学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36] 需要说明的是，在日本由裁判员参与的合议庭中，法庭评议分为裁判员参与的评议和仅由法官参与的评议。俄罗斯相关法律规定年龄在25岁—60岁之间、掌握诉讼程序应用的语言就可担任陪审员。在实际的运作中二者体现的更多的是指导、合作关系。如果理由不合理，审判长则予以驳回。

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94条规定，在法庭审判的准备程序中，合议庭可以整理案件的争点。[24]应当说明的是，审判长不能采用综合问题(即把主要问题和加重情节问题 拼合在一起)的方式向法庭和陪审团提问。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变迁，也是改革中的中国面对的规模最大、最严峻的社会问题。

强世功，2014，《白轲论中国的党政体制》，见黄宗智等：中国政治体系正当性基础的来源与走向：中西方学者对话（七）专题，载《开放时代》第2期，第57—69页。【内容提要】传统中华法系一贯结合非正式的社会调解制度与正式的法庭断案两大系统，缺一不可理解。（Weber， 1978［1968］， Vol. 2：Chapter VIII） 更有进者，在他的分析之中，现代西方法律是从个人权利（他把其认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普世公理）出发的，通过逻辑而得出一系列的法则（定理），适用于任何事实情况。另一种解决方案则是由中央简单下行政命令，由其说了算，这可以视作为西方相当广泛地把中国政法体制想象为绝对威权性的极权体制（totalitarian）的方案。

在中国的正义体系中，国家政策甚至可以指定某些争议是完全不可以告上法院的：譬如，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及本世纪初期，在国企抓大放小的私有化改革过程中，国家通过行政政策规定，法院不受理涉及职工与企业间关乎下岗、买断工龄、福利等的纠纷——它们必须由企业单位本身来处理。他虽然简略地把其等同于实质主义理性法律，但并没有对其做出深入的分析。

法律被视作不可完全独立于政治／行政的体系，并将长期如此。汪晖，2014，《代表性断裂与后政党政治》，载黄宗智等：中国政治体系正当性基础的来源与走向：中西方学者对话（七）专题，载《开放时代》第2期，第70—79页。所以，宪法绝大部分可以说只局限于关乎国家和公民的一些高度形式化的表述，并没有具体说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与一般现代西方的政治体制的不同。（因此，英语政治［politics］一词在人们心目之中，相当广泛地带有密室交易［backroom politics］的贬义。

后者在传统时期主要是一种教会法。其结果是在民国时期便已形成一个由警察部门主导的儿童与少年感化、改造系统，它主要由警察署来处理，其中无论是收容、感化、习艺、教养等制度和机构都下属于警察署。其所起作用仅次于人民调解，即基层村、居民调解委员会处理结案的530万起，但多于法院系统调解结案数的168万起。本文不会试图进行全面的论述，而将集中于几个实例——公安行政部门对民间纠纷所做的调解、同部门对未成年犯法行为者所做的感化和教养改造、过去和如今的自首制度、社会保障局等行政部门在劳动法实施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近年的专业合作社法——来说明此中的原理，以它们为例来论证中国正义体系的弱点和优点，并借此来指出中国特色正义体系的发展和现代化方向和道路。

首先，现行法律程序规定，在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之前，劳动者必须先经过当地人社部下设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程序。但这并不意味着否认现今的做法也有一定的弱点。

黄宗智，2014c，《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出路吗？》，载《开放时代》第2期，第176—194页。同时，更有首服制度，允许犯罪人与受害人直接了结。

第2卷：《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992［2000，2007］，北京：中华书局。其中黑人占到较高比例——而其犯罪肇因又多是社会性的（由于居住在犯罪率特别高的贫民窟，或／以及支离破碎的家庭环境），而不是根本性的，严重的罪恶。在美国，法学与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公共管理（public administration）、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 等学术领域是截然分开的，法学院和政治学系乃是不同的、分别的单位。由此出发，想象了一个联合众多的（企业化）农场于一个完全以成员间的共同经济利益为组织原则的合作化模式，以及完全面向市场的合作化系统。鉴于很高数量的工伤频率（以及由于依赖廉价劳动力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战略所导致的越来越狭窄的劳动关系适用范围），凭借行政手段和保险条例而不是法律来反潮流地维护在工作中受到严重伤害的劳动者，以及凭借行政规定来处理工资拖欠问题，也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关于党的干部的选拔（第六章）。

但是，把这样的制度和社会现实投射于中国农村，由此来设计农业合作社，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抉择。如此的行政化施法显然是整个正义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实质正义当然有可能因为威权统治而导致官员贪污腐败的行为，但在重视实质过于形式和条文方面，则不会允许普遍的貌似守法但实质是犯法的行为。类似于工伤事故赔偿问题的是众多正式与非正式用人单位拖欠工资的现象以及由其引起的众多社会抗议。

在那样的正义体系中，法律是一个由法律专业人士主宰的高度正规化、形式化、程序化的独立系统。有关单位虽然积极吹嘘其成效，但事实是，如今的专业合作社为小农所起的作用不大（黄宗智，未刊稿。

韩国为31.1，排行第29位。二、正义体系中的行政系统 （一）行政施法 在当今中国的正义体系之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其中的非（成文）法律或法律外的行政施法（用韦伯的话语来表述的话，是行政对法律的干预），但在中国的概念和话语体系中，则是一种并存或辅助性的协作。固然，国家并未从如此的角度来明确修改成文法律，并且仍然在经济战略上坚持必须照顾到发展经济和企业的决策。（《中国共产党章程》，2012）这些具体部分才是名副其实的一个党组织的章程。

如此的纠纷解决系统正是我们所要说明的政与法、行政与司法、法院判决与社会调解结合的中间（第三）地带，它为我们提供了两种系统的结合与互动的实例，与韦伯论析的现代西方以独立的法律为主的高度正式化、形式化、程序化的制度体系迥然不同。它被认作是一个维护权利（人权）的独立体，是超然于行政之上的准绳。

（详细论证见黄宗智，未刊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领域中，国家目前已经走到了全盘模仿西方的极端，包括其完全依赖法律和人民自愿的进路，以及完全拒绝行政的干预。它可以提高司法效率，减低司法成本。

它从道德理念出发，连接事实情况与实用考虑（在未成年的少年中，四年的年龄差别更可以确定强弱之分）来立法。需要的是，脚踏实地地来借助实质理性传统及其思维方式，结合行政与司法来更好地回应亿万小农真正的需要。

虽然，也可以与其分开来讨论。但这不是一个落后的前现代VS. 先进的现代化的问题，而是一个中华法系在现代化变迁中需要探寻符合中国国情的最佳道路的问题。成文法律、社会非正式调解机制，以及行政参与这三个维度都是长期以来中国正义体系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孙谦，2013，《法治建构的中国道路》，载《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第13—17页。

从西方法律视角来看，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行政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做法。我们看到，过度形式化、程序化的法律很容易导致必分对错的弊端。

台湾地区为34.2，排行第45名。韦伯（Max Weber），2005，《韦伯作品集：法律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其中的关键是，无论是立法还是行政，都必须从实际出发，不可仅凭理论来设想。康德这个三层面（道德价值、实践理性，以及实际行动）的思想，和中华法系结合儒家道德观与法家的形式化、规范化逻辑，并辅之以在实际运作中的实用性考虑，其实是隐隐相互呼应的。